来自异域的葡萄曾经是珍奇水果，其昂贵程度如今被炒上天的和田玉枣恐怕也比不了。“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这句老话，前提是“吃不着”。很长一段时间，能享受到葡萄的，都不是一般人。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现如今是句绕口令，搁在千年之前的唐朝则是现实，因为那时的葡萄非常贵。
葡萄是个好东西，古人对其功效有专门记载，称它“益气，倍力强志，令人肥健，耐饥，忍风寒。久食，轻身不老延年。”吃了提气强身，解饿增肥，益寿延年。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葡萄都是稀罕物。
据《大唐新语》记载，唐高祖李渊有一回请客，桌上有葡萄。别人都抓着往嘴里填，只有侍中陈叔达抓到手里便罢，一颗也舍不得吃。李渊询问缘由，陈叔达顿时泪眼迷离，称老母患口干病，就想吃葡萄，但“求之不得”。李渊被其孝心打动，赐帛百匹，让他“以市甘珍”。帛在那个年月，还是非常珍贵的。隋炀帝曾在树上扎帛花，被视为超级腐败。需要用帛换葡萄，而且被称为“甘珍”，足见葡萄的珍贵。
葡萄干的价格也可反映出葡萄的贵重。公元743年，在新疆交河郡的农贸市场上，买1斤优质葡萄干的钱可以买将近3斤优质大枣；换做品质一般的葡萄干和大枣，价格相差3倍多；品相稍差的葡萄干较之同等水平的大枣，价格则高出将近4倍。葡萄干不过是吃不到鲜葡萄的替代品，新鲜葡萄的珍贵自不必多言。
唐代关于葡萄的著名诗句莫过于“葡萄美酒夜光杯”，此诗充满了疆场豪情。但葡萄酒毕竟不是白开水，随处可饮，饮之管饱，甚至“醉卧沙场”是不现实的。诗人应该是把自己的精神沉迷于出征的特殊氛围中，将珍稀的葡萄酒与随时可能牺牲的性命连接起来，创造出“古来征战几人回”的豪迈情怀。
《酉阳杂俎》里有一条充满神话色彩的记载：“贝丘之南有葡萄谷，谷中葡萄，可就其所食之。或有取归者，即失道，世言王母葡萄也。”说的是有个地方叫葡萄谷，里面盛产葡萄，可以在当地敞开了肚皮随便吃，有一些人吃完采摘带走就会迷路，意思是这个葡萄吃得但是拿不得。根据记载，唐天宝年间有云游和尚到此地，见了满山满谷的葡萄，感叹“房实磊落，紫莹如坠”。
葡萄如此稀有，吃到葡萄自然是件美事儿。唐代《云仙杂记》里面有个故事，说的是宰相杨炎在家准备品尝葡萄的时候，心里感觉很爽，心一爽脑袋就犯迷糊，竟然对着葡萄许愿：“汝若不涩，当以太原尹相授。”人间有皇帝，水果里也有王侯，葡萄仅凭“不涩”这个条件就能混个地方高级干部身份，相当于正局级，足够显赫。
这个故事不知道你们信不信，基于封建权力的高度集中，反正我信了。当然，我们也可以给予宽大的解释，这个解释来自于另外一个故事。据宋朝的窦苹《酒谱·乱德》记载：“汉末政在奄宦。有献西凉州葡萄酒十斛于张让者，立拜凉州刺史。”说的是汉末宦官掌握了国家大权，西凉州进献葡萄酒十斛给大宦官张让，搞得张太监心情舒畅，当即册封其为凉州刺史。凭借这个故事，我们可以把杨炎解脱出来，告诉人民群众杨大人并非当权乱政，拿公权跟葡萄戏耍，而是在玩文人的游戏，自娱自乐。
到了宋朝，葡萄依然珍贵。北宋陶穀的《清异录》记载，山西地区“葡萄有极大者”叫做“百二子”，只有当地人有口福吃到，估计是运输不便的原因，没法让更多的人品尝。
明朝的葡萄种植稍微广泛了一些。徐光启曾致力于此。他厌倦了与人相处，更烦厌了做官的空虚，于是在1613年的秋天跑到天津郊区买了上千亩荒地，一面生产一面研究。葡萄是他选择的友伴之一。徐光启为葡萄花费了不少心思，他曾把自己研究出来的种植方法写成文字，称“秋冬间可剪去细枝，只留一根直上，仍用竹、木绑定，令其势直上成一树”。其重点在于剪枝，保留葡萄主干而去其枝蔓，使葡萄获得良好的光照，改善通风条件。此举系针对当时山西地区的葡萄种植方法提出的，山西地区大多不知剪枝，使之“延蔓半里许”，葡萄长在细枝上面，“所以不佳”。老徐对此种植法非常有信心，他估产道:“如此则七、八尺地便是一株，一株上便可生子数斗。每一亩可收百担。”
不只中国人关心自家的葡萄情况，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增多，外国友人对葡萄也很关注。比如利玛窦同志，他明末来华，很快就感受到没有葡萄的不适。他主要是想喝葡萄酒，在得不到满足之时，禁不住抱怨中国不产葡萄酒。利玛窦作为国际友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需要一个过程，虽然他在中国生活了二十来年，但很有可能把精力都放在现实生活和传教上了，尚未读过唐诗名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所以有此怨言似可以理解。而且，通过利玛窦在华的游历足迹可以发现，他到过广西、广东、江西，长住北京，其他地区没怎么去过，所以没怎么见着葡萄纯属正常，喝不到葡萄酒更不足为奇。中国人大多喜欢喝粮食酒，谁会想起来给一个外国人准备点葡萄酒喝呢。
中国自古并不缺少葡萄酒的记载，除了唐诗所涉，早在《史记》中就记载了大宛有葡萄酒，并描述了“张骞使西域，得其种还，中国始有”这一引进葡萄的过程。魏文帝曾评论葡萄酒说，“又酿以为酒，甘于鞠蘖，善醉而易醒，他方之果，宁有匹之者乎?”可见，不用等到唐朝，三国时人就享受到葡萄酒的滋味了。
可惜这些解释对于利玛窦并无实际意义，他需要的不是文字记载，而是冒着香气的葡萄酒。好在有需求就有供给，外国友人能把天文器械甚至火枪火炮从海外搬过来，自然不会落下葡萄酒。据《职方外纪》记载，葡萄牙“所出土产葡萄酒最佳，即过海至中国毫不损坏”。在当时，葡萄酒已经用瓶装，外面再护以箱子，是为“皆以瓶计，外贮以箱”。当然了，船运的周期是非常漫长的，即便在交通方便的今天，从葡萄牙出发到中国的船只也需要时日。在数百年前，凭借简陋的帆船和有限的航路，葡萄酒来华之路可谓艰险。据说，跑这一趟需要耗费三年。
如此珍贵的饮料自然会引起中国人的注意。明朝姚旅《露书》中对此有所提及，他在参观天主教堂的时候看到了酒，“问其酒，则蒲萄也”。从中似乎可以推测，国产葡萄酒和西洋葡萄酒应该有较大差异，至少外观不同。
清代彭孙贻《客舍偶闻》记有顺治年间的吏部官员范光文饮用西洋葡萄酒的趣事。范大人到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处做客。汤若望拿出珍藏的葡萄酒招待，并告诉老范，“闻公大量，可半杯。”范大人觉得太少。若望笑曰：“此不以遽饮，以舌徐濡之。”意思是这酒可不是白酒，不是大碗喝的，要用舌头细品。范大人照此办理，“才一沾舌，毛骨森然若惊，非香非味，沁入五脏，融畅不可言喻。数舐酒尽，茫茫若睡乡，生平所未经。”他没喝多少就被整了个晕头转向，最后不得不灌下一碗粥，在仆从的搀扶下爬上车回家。葡萄酒是否有这么大的酒劲值得商榷——到底是喝醉，还是被它的珍贵迷醉？答案似应为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