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磨坊》到《了不起的盖茨比》，鲁曼的电影总脱离不了舞台剧的夸张，其视觉的排场和华丽对电影工业无疑是最高的致敬。除此之外，它的最大效用在于为艺文圈、酒界和时尚界人士提供可供咀嚼的谈资：学者可以说说不同译本的高下之分，影评家剖析雷德福和卡普里奥版“盖茨比”的贴近程度，时尚工作者看看华衣美服自然也十分过瘾，酒评家抱着这样的红片也不容放过。这不，美国《GQ》杂志率先做了一辑好专题—“21款盖茨比鸡尾酒”，其中真正和原著有关的酒不多，不过鲁曼的电影也一样，艺术想象的程度有些过高。当时禁酒令下，香槟并不能成为黑市交易中的“高含金量”货品，用来调制香槟鸡尾酒的可能性似乎更大。

　　小说原版里，盖茨比的派对排场是大，但吃得到底怎么好也不见得。全书描绘吃喝的也只有4处。第三章里描写盖茨比派对的场面：“每星期五，五箱橙子和柠檬从纽约一家水果行送到。每星期一，这些橙子和柠檬变成一座半拉半拉的果皮堆成的小金字塔从他的后门运出去。”吃食也就是“五香火腿周围五花八门的沙拉、烤得金黄的乳猪和火鸡。”第五章里盖茨比、尼克和黛西共进下午茶，吃了个柠檬蛋糕；就连傲娇于自己出身的汤姆，和黛西在第七章里的晚餐也只是放冷了的鸡肉。

　　也许1920年美国还没有开化到吃得精致，但我真疑心菲茨杰拉德本人对于食物的冷淡。尽管他在上世纪20-30年代频频流连于巴黎、南法和瑞士的酒店，但笔下几乎没有留下对食物的有趣记录。在他写给女伴泽尔达瑞士的心理医生信时，他提到：“我对酒精的依赖或许某日会以忍受和死亡作为代价，但不会放弃。世界上的物质附属品不去消受、则无谓有意思的人生。”去年美国《名利场》杂志为纪念巴黎利兹酒店关门整修前的特辑，特别搜出老利兹的酒保文献，当年的菲爷在酒保看来觉得“沉静有度”，相形之下，海明威总显得“摇摆、动得过度”；他和泽尔达放着经济的火车不坐，决定雇个车从巴黎开5个小时到北部勒阿侧尔港口，搭乘渡轮回纽约，一高兴起来，想着从纽约下船到家最好也是同样的司机和车，就当即多买一张船票，把车和司机都运上了渡轮。这样纸醉金迷的文人“铺张”也只有在稿酬奇高的那个年代见得。

　　菲茨杰拉德对于爵士时代过度奢靡的描述，几乎被认为是他自己和泽尔达生活的写照。作为爱尔兰后裔的他一直自卑于自己的出身和悭吝的父母。说到底，就是出身不够高贵。所以他一见到名门之女泽尔达，才倾心不已。如同某一出日剧里的台词：“生活，就交给那些底层的人吧；我们要的是游戏。”身为作家和饮者，葡萄酒和戏剧化的人生一样都是必需品。

　　毛姆都说过，“钱是第六感，没有它的话其他五感都无法存在。”这样想来，当下酒圈里那几个动辄一晚消费十来万元葡萄酒的小圈真不是为了炫耀有钱，只是放些人生的烟火罢了。